第215章：读书是否应该救国？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林怀安走出陈家大院，紧了紧身上略显单薄的夹袄，一股寒意立刻透衣而入，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　　
　　怀揣着那本《宣言》节选的小册子，它像一块永不冷却的烙铁，日夜熨烫着他的胸口，也灼烧着他纷乱的心神。
　　
　　昨晚马文冲关于鲁迅、关于改良与启蒙的理性探讨，与怀中这册子所描绘的、截然不同的、充满“斗争”与“暴力革命”色彩的世界图景，在他脑海中激烈交战，让他几乎彻夜未眠。
　　
　　他需要更多的知识，更多的视角，来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，也来定位自己这颗日益躁动不安的心。
　　
　　上午的课程在一种惯常的、略带疲惫的氛围中过去。
　　
　　午后的阳光稍稍驱散了些许寒意，但空气中弥漫的那种无形的压抑感，并未随之消散。
　　
　　下午，是每周一节、常常引发不同反应的“党义”课。
　　
　　当穿着熨烫整齐的灰布长衫、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郑教员，夹着那本厚重的《三民主义读本》，迈着惯有的、一丝不苟的方步走进教室时，许多学生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，神情变得复杂。
　　
　　有人正襟危坐，做出认真听讲状；有人则低下头，掩饰眼中的不耐或疏离；也有人，如周世铭，依旧保持着那份超然的平静，只是目光中多了几分审视的意味。
　　
　　郑教员走到讲台后，放下书本，扶了扶眼镜，目光如往常般扫过台下。
　　
　　他的脸色比前几次课似乎更严肃了些，或许是因为近来城中不甚太平的气氛，也或许是因为今日要讲授的内容本身便带着沉重的分量。
　　
　　“今日，我们继续研读 总理之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。”
　　
　　郑教员的声音平稳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，“在探讨国家独立、民族平等、民权保障之宏旨时，有一历史现象，虽令人痛心，却不可回避，且发人深省。
　　
　　那便是——我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之极端暴行。”
　　
　　此言一出，教室里原本有些沉闷的空气，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石子，泛起了细微的涟漪。
　　
　　学生们的神色各异，好奇、困惑、甚至隐隐的抵触，在年轻的脸庞上浮现。
　　
　　郑教员转身，在黑板上写下几个触目惊心的词：“黄巢起义”、“裘甫起义”、“张献忠起义”、“太平天国（后期）”。
　　
　　他的粉笔用力很重，发出刺耳的“吱嘎”声。
　　
　　“史载，唐末黄巢之乱，‘俘人而食，日杀数千’， 所过之处，‘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’。
　　
　　其部将曾以巨舂捣磨活人，称之为‘舂磨寨’。
　　
　　此等行径，骇人听闻，可谓人性沦丧，兽性大发。”
　　
　　郑教员的声音冰冷，不带丝毫感情色彩，仿佛在陈述与己无关的遥远惨剧，“同期裘甫之乱，于浙东亦是烧杀抢掠，荼毒地方。
　　
　　明末张献忠，入川之后，立‘七杀碑’，‘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物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！’ 其屠戮之惨，致使蜀地人口十不存一，有‘湖广填四川’之移民后续。
　　
　　乃至近世洪杨之乱（太平天国），前期虽有均田免赋之理想，然定都天京后，内讧不断，对所谓‘妖人’（包括大量无辜平民、士绅、僧道）之清洗亦极为残酷，苏浙皖赣繁华之地，‘白骨如山，墟里无烟’，人口损失以千万计。”
　　
　　他列举着这些史书上斑斑的血迹，语气越来越沉痛，也越来越严厉：
　　
　　“同学们，此等惨剧，仅仅是‘官逼民反’四字可以简单概括的吗？
　　
　　仅仅是‘统治阶级压迫’就能完全解释的吗？
　　
　　不！ 这其中，暴露了更深层、更令人警醒的问题——当旧有秩序崩溃，法律荡然无存，道德约束失效之时，那些被长期压迫、未曾受过良好文化教养与道德熏陶的底层民众——尤其是被煽动起来的农民——一旦挣脱束缚，其长期被压抑的欲望、对社会的仇恨、以及求生的极端本能，会如何以一种毁灭性的、反文明的、甚至反人类的方式爆发出来！”
　　
　　郑教员重重敲击着黑板，眼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：
　　
　　“从‘人’滑向‘野兽’，往往只有一步之遥。
　　
　　这一步，便是理性、道德与法治的堤防是否牢固！
　　
　　黄巢、张献忠、乃至洪杨部众中某些行为，已非简单的军事对抗或政治清算，而是人性在极端无序状态下的彻底扭曲与堕落，是对基本人伦底线、对生命本身尊严的践踏！
　　
　　此等暴行，无论出于何种‘崇高’的起义初衷（如果真有的话），无论有多少‘官逼民反’的不得已，都无法掩盖其极端残暴、反人类的本质！
　　
　　这绝非简单的‘阶级报复’，这是文明的倒退，是人性的悲剧！”
　　
　　他的话语，如同冰雹，砸在教室里。
　　
　　许多学生被这严厉的、几乎将农民起义中的暴行完全归咎于起义者自身“愚昧”、“野蛮”、“缺乏教养”的论断所震撼，脸色发白。
　　
　　这种将历史惨剧的根源，很大程度上指向底层民众“劣根性”的论调，与近来在私下阅读的鲁迅、茅盾等人作品中，那种对压迫制度的深刻批判、对底层民众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复杂态度，形成了尖锐的对比。
　　
　　林怀安感到一阵不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