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7章：周作人先生的讲座 (第1/2页)
他想起了昨日与余培军讨论的“巴力门”和权力制衡。
在胡教员的描述里，国父设计的“民权”蓝图何其美好，可现实中的“训政”，却似乎成了压制不同声音、维护特定利益的挡箭牌。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
《礼记》中描绘的大同世界令人神往，可通向这“大道”的路径，为何如此崎岖，且布满了如此多的荆棘与迷障？
“怀安，你怎么看？”
马文冲凑过来，低声问道，脸上带着困惑与一丝不满，“胡先生说的……总觉得哪儿不对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反驳。”
林怀安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：“他说富人穷了，穷人会更穷，整个国家会毁掉。
这话，放在一个真正公平竞争、机会均等、规则透明的环境里，或许有些道理。
《论语》有云：‘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’ 这里的‘不均’，指的是不公平，是规则的不公、起点的不公、机会的不公。
如果一些人凭借特权、垄断、欺诈而非勤劳智慧致富，而大多数人无论多么努力，都无法挣脱贫困的枷锁，那么，这种贫富差距，就不是‘竞争’的自然结果，而是掠夺和压迫的产物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味强调‘竞争’，不过是让掠夺者更加名正言顺罢了。”
他想起父亲信中隐晦提及的官商勾结、巧立名目盘剥商户的行径，想起陈伯父偶尔酒后叹息的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，心中愈发沉重。
“至于‘带领穷人创业，创造增量财富’，当然是好事，是根本。
但这需要资金，需要技术，需要市场，更需要一个没有苛捐杂税、没有强取豪夺、没有特权垄断的环境。
这些，是穷人自己，或者几个有良心的富人，能创造出来的吗？”
马文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是啊……听起来很美，可做起来，难如登天。
而且，胡先生把话说得那么绝对，好像质疑现状就是支持‘赤祸’，这……”
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
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”
林怀安低声引用了《国语》中的句子，“堵塞言路，绝非长治久安之策。
不同的声音，哪怕尖锐，哪怕逆耳，或许正是发现问题、避免‘溃堤’的良药。
可惜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。
有些话，心里明白就好。
这堂“党义课”，非但没有让他对描绘的蓝图增加信心，反而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那道深深的、似乎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以及某些人维护现状的急切与蛮横。
下午，天气转晴。
秋阳透过薄云，洒下略带暖意的光芒，稍稍驱散了上午课堂带来的阴郁。
关于周作人先生讲座的消息，早已在校园里不胫而走。
这位与鲁迅齐名、却风格迥异的大作家、大学者，对许多学生有着别样的吸引力。
他的冲淡平和，他的博学趣味，他对“生活之艺术”的倡导，在激进思潮澎湃的当下，仿佛提供了一种不同的、或许更贴近日常的精神选择。
讲座设在学校的小礼堂。
还没到时间，里面已是人头攒动。
不仅学生来了许多，连不少教员也到场了，谌宏锦先生、鲁建国先生都在后排坐着。
林怀安和马文冲、刘明伟一起，找了个靠中间的位置坐下。
他目光扫视，很快在左前方看到了余培军，他正和几个同学低声交谈，看到林怀安，微笑着点头示意。
两点整，一阵掌声响起。
在校长的陪同下，一位身着深色长衫、戴着圆框眼镜、面容清癯、神情温和的中年先生缓步走上讲台。
正是周作人。
与鲁迅先生照片中常见的锋利、冷峻不同，周作人身上散发着一种学者的儒雅与恬淡气息。
校长简短介绍后，周作人微微颔首，开始了他的演讲。
他的声音不高，语速平缓，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却字字清晰，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。
“今日与诸位谈谈‘新文学与旧传统’。”
他开门见山，没有多余的客套，“新旧之辨，近年来喧嚷甚多。
有主张全盘推倒旧有，迎接崭新世界者；有主张固守国粹，拒斥一切外来者。
窃以为，二者皆失之偏颇。”
他先从“新文学”谈起，认为新文学之“新”，在于精神，在于关注“人”的本身，个体的尊严、情感与日常，而非仅为载道之工具。
“文学即人学。”
他引用了一位西方批评家的话，又举了《诗经》中那些质朴歌唱、唐宋散文中那些抒写性灵的小品为例，说明关注个体与日常，本就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流淌的一股清泉，只是有时被厚重的“载道”负担所遮蔽。
新文学的任务，是接续并光大这股清泉，使之成为活水，滋养现代人的心灵。
接着，他谈到“旧传统”。
他反对将传统视为铁板一块，主张要“鉴古知今，择善而从”。
“传统中，有精华，亦有糟粕。
譬如儒家，有‘仁者爱人’、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的黄金律，这是超越时代的光辉；但也有后世僵化的礼教，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。
道家讲‘道法自然’、‘无为而治’，有其睿智通达的一面；但若理解为完全的消极避世，则又失之偏颇。
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而非笼统地全盘肯定或否定，方是理性态度。”
他特别强调了“中庸”与“宽容”的价值。
“‘中庸’非平庸，而是追求一种恰如其分的平衡，避免偏激。
激进或许能打破桎梏，但破坏之后，若无建设，留下的只是废墟。
保守或许能维持稳定，但若流于僵化，则成死水。
‘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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