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6章：中日学习欧洲之区别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“《辛丑条约》！”
　　
　　谌先生几乎是咬着牙，吐出这个名词，“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，分三十九年还清，本息合计近十亿两！
　　
　　人均一两，以示‘惩罚’！
　　
　　拆毁大沽炮台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，划定使馆区，中国人不得居住，列强派兵驻守！
　　
　　禁止反帝组织，惩办‘祸首’……各位同学，这是什么？
　　
　　这不仅是赔款，不仅是驻军，这是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、国防咽喉、乃至首都腹心，置于列强的直接控制与监视之下！
　　
　　这是将一国的尊严，彻底踩在泥泞之中，反复践踏！
　　
　　从此，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，朝廷成了‘洋人的朝廷’！”
　　
　　讲述到此，谌先生停了下来，双手撑在讲台上，微微喘息。
　　
　　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粗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。
　　
　　那沉重的历史，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，压在每个人的心头，几乎令人窒息。
　　
　　良久，谌先生才直起身，拿起茶杯，手却有些微微发抖。
　　
　　他喝了一口水，努力平复了一下情绪，但眼中的沉痛与犀利，却丝毫未减。
　　
　　“同学们，讲述这段惨痛的历史，非为激起诸位简单的仇恨，或是沉湎于悲情。”
　　
　　他的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冷静，但那种冷静，更像是烈焰焚烧后的灰烬，带着灼人的余温。
　　
　　“我是要问，为什么？
　　
　　为什么我们会一败再败，一辱再辱？
　　
　　为什么拥有四万万人口、百万疆土的洪涝大国，会在区区数千、数万洋兵面前，不堪一击，任人宰割？”
　　
　　他再次转身，在“闭关自守”和“仇洋排外”下面，用力划了一道横线。
　　
　　“根本原因，或许就在于这八个字，以及它们背后所代表的，一个古老文明在面对前所未有的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’时，那种整体性的、系统性的、致命的迟钝、傲慢与错位。”
　　
　　“闭关锁国，让我们与世界脱轨。”
　　
　　谌先生一字一顿地说道，“当欧洲经历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科学革命、启蒙运动，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响彻世界时，我们的‘天朝’，还沉醉在‘中央之国’的迷梦里，视外界为蛮夷，将对外贸易视为‘怀柔远人’的恩赐。
　　
　　‘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。’
　　
　　我们做了太久的井蛙与夏虫，不知海之广阔，冰之严寒
　　
　　结果就是，在文明层面，与欧洲列强形成了代级差。
　　
　　他们已进入***、蒸汽机、议会政治、民族国家的近代，我们却还停留在冷兵器、农耕经济、皇权专制、天下体系的古代。
　　
　　这种差距，已非简单的‘器不如人’，而是文明形态的时代落差。
　　
　　甚至，连我们曾经的弟子，东瀛日本，经过明治维新，全面学习西方，也迅速赶超了我们，与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差距。
　　
　　甲午一战，便是这差距最残酷的证明。”
　　
　　“而失败之后，未能痛定思痛，虚心学习，反而滋生出另一种极端而危险的心理——仇洋排外，乃至仇视一切与‘洋’有关的事物，包括其背后的先进文明。”
　　
　　谌先生的声音带着深刻的讥讽与悲哀，“从盲目自大到盲目排外，看似两极，实为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毒瘤，其根源，都是对自身文明缺乏清醒认知，对世界潮流缺乏客观判断。
　　
　　义和拳的‘神功护体’，慈禧的‘向各国宣战’，便是这种愚昧、狂热与绝望心理的集中爆发。
　　
　　其结果，是引来了更大的灾难，也使得社会心理在遭受重创后，发生了更为畸形的扭曲。”
　　
　　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如电，扫视着台下：
　　
　　“这种扭曲，在辛亥革命、民国建立之后，以一种看似相反、实则同源的方式表现出来。
　　
　　那便是——在彻底否定旧有的一切之后，又走向了盲目崇拜西方、全盘西化的另一个极端。”
　　
　　此言一出，教室里泛起一阵轻微的骚动。
　　
　　许多学生露出困惑或深思的表情。
　　
　　“旧有的纲常伦理、典章制度，在一次次惨败中，已被证明无法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，其腐朽落后，自不待言。
　　
　　推翻帝制，建立共和，引进西学，解放思想，此乃历史潮流，大势所趋。”
　　
　　谌先生肯定道，“然则，破旧之后，如何立新？
　　
　　许多人，尤其是激进的青年与知识分子，在痛定思痛、恨铁不成钢的激愤情绪下，将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了。
　　
　　他们认为是凡是本土的，传统的东西，都是不好的，都是导致落后的根源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孔孟之道，被斥为‘吃人的礼教’；中医中药，被目为‘不科学的巫术’；戏曲书画，被视为‘封建余孽’；乃至汉字，都有人主张要废除，改用罗马拼音！”
　　
　　“国门洞开，各种思潮、主义、学说、文化，如开闸洪水，汹涌而入。
　　
　　德先生（民主）与赛先生（科学），固然是救国的良药，我们引进得太晚，学得不够。
　　
　　但随之而来的，还有无政府主义、虚无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、社会达尔文主义、种族优劣论……
　　
　　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差，文化亦有高下优劣之分，并非所有舶来的文化都是好的，很多文化，甚至是有毒、有害的！”
　　
　　谌先生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，“然而，在那种‘凡是本土的皆糟粕，凡是西洋的皆精华’的极端心态下，这些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的东西，也被不加甄别、囫囵吞枣地奉为圭臬，全面引进，争相学习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　　
　　谌先生自问自答，语速加快，如同连珠炮般，“因为它们在与本土传统文化的竞争中，往往以‘新潮’、‘进步’、‘革命’的面目出现，极具吸引力，尤其是在旧有价值体系崩塌、新的主流价值尚未确立的混乱时期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