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6章:中日学习欧洲之区别 (第2/2页)
它们能迅速俘获急于寻找出路、特别是对旧秩序充满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的心。
起初,它们或许能起到冲击腐朽、解放思想的作用,看似有益。
然一旦其击败或压倒了本土文化中那些真正有价值、能维系民族命脉的精华部分,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体地位,其毒性便会开始发作,遗毒社会,流弊深远!
比如,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‘弱肉强食’奉为人生信条,会塑造出怎样冷酷自私的人格?
比如,全盘否定自身历史与文化,又会导致怎样的民族自卑与精神虚无?”
林怀安听到这里,心中剧震。
胡先生课上关于“天演论”流弊的剖析,在此与历史脉络惊人地衔接起来。
原来,思想的偏颇,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危害!
那种“外来的和尚好念经”、盲目崇拜西方一切的倾向,他平日也偶有感觉,但从未像今天这样,被清晰地揭示出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潜在危险。
“反观我们的东邻日本,”
谌先生话锋又是一转,语气复杂,“明治维新,提出‘脱亚入欧’,其学习西方,不可谓不彻底。
政治制度、军事体制、法律体系、教育模式、工业技术……几乎全盘西化。
他们学得认真,学得扎实,甚至学得有些过头,连生活方式、服饰礼仪都极力模仿。
结果,短短数十年,便从一偏隅岛国,一跃而为东亚强国,乃至世界列强之一。
甲午一役,击败我堂堂中华;日俄战争,竟又战胜欧洲强国俄国!
其崛起速度,令世界侧目。”
“日本,弹丸之地,资源匮乏,人口当时亦远不如我。何以能如此?”
谌先生提出问题,却并不期待学生回答,自己给出了答案,“原因固然复杂,但其学习西方之决心、之彻底、之系统性,远胜当时之我国,乃是关键。
他们不仅学‘器’,更学‘制’,学‘道’(当然,是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之道、资本主义扩张之道)。
而我们,洋务运动只学‘器’,维新变法想学‘制’却夭折,民国之后,学‘道’又往往学得皮毛,或误入歧途,且内部争斗不休,政令不行,一盘散沙。
‘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’
同样的种子,在不同的土壤、气候、栽培下,结出的果实,天差地别。”
他长叹一声,那叹息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与不甘:
“试想,我中华,泱泱大国,人口众多,土地广袤,资源丰饶,文明积淀深厚。
倘若我们能如日本明治维新那般,以壮士断腕之决心,谦虚、诚恳、系统、彻底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之精髓,摒弃其糟粕,同时不自损根基,妥善保存并革新自身优秀文化传统,以此巨大之体量,深厚之底蕴,加以融合创新,假以时日,会爆发出何等伟力?
或许,早已挣脱枷锁,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,焉有后来这数十年之屈辱,今日东北之沦丧,松花江上之悲歌?!”
“然而,历史没有如果。”
谌先生的声音低沉下去,带着一种穿透百年的疲惫与痛楚,“我们错过了,或者更准确地说,我们在应对这场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’时,走过了太多弯路,付出了太过惨痛的代价。
闭关自守,错失了主动融入世界的时机;盲目排外,导致了更深重的灾难;而急病乱投医式的全盘西化或简单排斥,又可能引入新的毒素,或自断命脉。
我们就像一個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巨人,时而昏睡不醒,时而狂躁暴怒,时而饥不择食,始终找不到平稳航行、御风而行的正确姿态与方向。”
“这,”
谌先生的目光再次变得锐利,看向台下每一个若有所思、或激愤、或迷茫的学生,“便是历史留给我们的,最沉重、也最复杂的遗产。
它不仅仅是几场战争的胜负,几份条约的屈辱,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关口,所经历的撕裂、迷茫、痛苦与艰难求索。
这痛苦,至今仍在延续。东北的沦丧,华北的危机,不过是这漫长痛苦中,最新的、也最惨烈的一章。”
“今日之中国,”
他最后说道,声音不大,却字字千钧,敲打在每个人心上,“依然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,或许,是比百年前更加危急的十字路口。
救亡图存,迫在眉睫。
然则,何以为救?
何以图存?
是重蹈闭关排外之覆辙?
是延续全盘西化之迷思?
还是在血与火的教训中,寻得一条既勇于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,又不迷失自我根本;既敢于批判革新自身积弊,又能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艰难新路?这条路,或许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言‘振兴中华’,或许还有其他表述。但无论如何,它需要大智慧,大勇气,更需要你们——年轻的一代,以清醒的头脑,去认识历史的教训,以开放而审慎的心态,去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,以坚韧不拔的意志,去求索,去创造。”
“这,便是历史给予我们的,并非答案,而是问题。
一个必须由你们,用未来的行动去回答的问题。”
谌先生说完,合上了讲义。
下课铃声,也恰在此时响起。
他没有说“下课”,只是微微点了点头,拿起讲义,缓步走出了教室。
背影,显得格外沉重而孤独。
教室里,久久无人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