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出院手续办得很快。护士看我们的眼神像在看两个从精神病科溜出来的病人——一个四十一岁的“脑震荡患者”和一个三十二岁的“陪同人员”，在ICU里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嚷嚷着要出院，签了免责声明，连病号服都没换就往外走。
　　
　　“陈海生，你确定你现在出去？”护士最后一次确认，手里的笔悬在病历本上方。
　　
　　“确定。”我把外套搭在肩上，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。
　　
　　赵远航跟在后面，他的步伐比我慢一点，不是走不快，是在适应。适应这具三十二岁的身体。他的膝盖不疼了，腰椎不酸了，走路的时候不用再刻意地把重心往左边偏——那根被弹片削过的左腿，现在好得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。
　　
　　我们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夜风迎面扑来。北京的十月的夜晚，风里有银杏叶的气味，有烤红薯的香气，有远处车流的尾气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——那是年轻的肺第一次深呼吸时，空气本身的甜味。
　　
　　我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　　
　　“陈海生。”赵远航站在我旁边，声音很平静。
　　
　　“嗯？”
　　
　　“你的病号服裤子穿反了。”
　　
　　我低头一看。裤子的标签正大光明地贴在屁股上，像个投降的白旗。我骂了一声，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有人在看，飞快地把裤子转了一圈。标签从屁股上挪到了肚子上，但至少看起来正常了。
　　
　　赵远航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做完这一切，然后说：“你转反了。标签应该在后面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刚才不是说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我说穿反了，没说怎么才是正的。”
　　
　　我瞪了他一眼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赵远航。七十三岁的时候是这样，三十二岁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他的幽默感像他的眼镜一样——没有了眼镜，他的幽默感还在。那种不动声色的、面无表情的、让你恨不得掐死他的幽默感。
　　
　　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　　
　　我们沿着医院门口的路往东走。没有目的地，没有方向，只是想走。年轻的身体像一台被重新点燃的发动机，每一块肌肉都在嗡嗡作响，每一滴血液都在燃烧。我的步子越迈越大，越走越快，赵远航跟在我旁边，他的步子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快。
　　
　　然后，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——也许是我，也许是他——我们跑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不是那种老年人慢跑，不是那种为了健康而小心翼翼的小碎步，而是真正的、放肆的、不顾一切的奔跑。我的脚掌砸在路面上，每一步都带起一阵风，每一步都能感觉到小腿肌肉在收缩、舒张、收缩、舒张，像两台精密的活塞。我的手臂在身体两侧有力地摆动，我的胸膛在剧烈地起伏，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跳动，每一下都那么有力，那么清晰，那么——年轻。
　　
　　风灌进我的领口，灌进我的袖管，灌进我的每一寸毛孔。那风是凉的，但我的身体是滚烫的。我感觉自己的脚没有踩在地上，而是踩在云上，踩在风上，踩在时间本身上面。一百三十六年前，我在“龙鲸”号的指挥舱里，站在二百一十米的深海之下，听着声纳里传来的鲸鱼的歌声。那时候我也年轻，四十岁出头，身体里有用不完的力气，眼睛里看得见最黑暗的海水深处的那一点点光。
　　
　　后来我老了。九十一岁的时候，我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要扶着扶手。我的膝盖会响，我的腰会酸，我的眼睛会模糊。我以为那些日子永远过去了，以为年轻是一种只存在于记忆里的、被美化的、再也回不去的幻觉。
　　
　　但现在，我在跑。
　　
　　“赵远航！”我喊着，声音被风撕碎了。
　　
　　“什么！”他在我旁边跑着，呼吸均匀，步伐稳健。
　　
　　“你多久没跑了！”
　　
　　“七十年！”
　　
　　我笑了。大笑。那种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的、没有任何顾忌的、像孩子一样的笑。笑声在夜风中飘散，被身后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吞没。
　　
　　我们跑过了王府井。步行街上人还很多，我们穿着病号服在人群里穿梭，像两条逆流而上的鱼。有人回头看我们，有人举起手机拍照，有人笑着指指点点。我们不在乎。我们什么都不在乎。我们只是跑。
　　
　　跑过了广场。广场上有人在放风筝，夜光风筝在天空中飘着，像一群发光的鱼。我们跑过那些风筝的阴影，跑过那些拍照的游客，跑过那些卖糖葫芦和烤红薯的小摊。赵远航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，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笑，不是哭，而是一种被风吹开了所有伪装之后，露出的、最本真的、最年轻的、最像他自己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跑过了长安街。街灯在头顶上连成一条金色的河流，我们在这条河流下面奔跑，像两条逆流而上的鱼。我的肺在燃烧，我的腿在燃烧，我的每一寸皮肤都在燃烧。但那种燃烧不疼，那种燃烧是甜的，是小时候第一次吃到糖的时候舌尖上炸开的那种甜，是十八岁第一次摸到潜艇舵轮的时候手心传来的那种甜，是四十岁第一次在“龙鲸”号的指挥舱里下达“下潜”命令的时候喉咙里涌出的那种甜。
　　
　　我们跑了很久。久到我分不清方向，久到我忘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、要到哪里去。我们只是跑，跑过一条又一条街，跑过一个又一个路口，跑过一盏又一盏路灯。北京的夜晚在我们的脚下铺展开来，像一张没有边际的地图。
　　
　　然后赵远航停了下来。
　　
　　他停在一家酒馆门口。那是一家很小的酒馆，门面不大，招牌上的灯坏了一半，只亮着“酒”字和“馆”字的半边。门口摆着几张塑料桌椅，有几桌客人在喝酒聊天，空气里有烤串的烟火气和啤酒的麦芽香。
　　
　　赵远航站在那里，手撑着膝盖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他的脸红了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血液在年轻的血管里奔涌得太快了。他的头发乱得像鸟窝，病号服的扣子跑掉了两颗，露出里面白色的背心。他抬起头，看着那家酒馆的招牌，看了几秒钟。
　　
　　然后他转过头，看着我。
　　
　　“走，进去喝爽了再回去。”
　　
　　我看着他。三十二岁的赵远航，站在一盏半明半暗的路灯下面，脸上还带着奔跑后的红晕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里有一种光——那不是七十三岁的赵远航眼睛里会有的光。七十三岁的赵远航眼睛里只有平静、从容和一种看透世事之后的淡然。但三十二岁的赵远航，眼睛里有火。
　　
　　“你疯了？”我说，“我们几十年没喝过酒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对。”他说，“所以今天要喝爽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的肝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我的肝三十二岁。”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“三十二岁的肝，怕什么？”
　　
　　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。然后我笑了。
　　
　　“走。”
　　
　　酒馆里面比外面还小，只有五六张桌子，墙上贴满了啤酒广告和顾客留下的便利贴。吧台后面站着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，围着一条油渍斑斑的围裙，正在擦杯子。他看到我们穿着病号服走进来，愣了一下，但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指了指角落的一张空桌子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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