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他的声音从屏幕前面传来，背对着我们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看到他的背影——笔直的，硬邦邦的，像一棵被种在这间会议室里的、不会弯的、但也没有叶子的树。
　　
　　“也许他会在天津附近某个地方停下来。那里处于地震带，地壳最薄。”他的手抬起来，指在海图上的一个位置。那个位置离天津港不远，离我们第一次登上飞艇的码头不远，离致远号现在停泊的博物馆不远。那片海域的水不深，海底的地形他熟悉，赵远航熟悉，我也熟悉。一百三十六年前，“龙鲸”号从那里驶出去，驶向了黄海，驶向了甲午海战，驶向了一道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、在哪里、由什么力量开启的传送门。
　　
　　“这不是落日计划的问题了。这是侵犯主权。”他的声音终于有了起伏。不是那种大的、明显的、可以被称之为“愤怒”或者“激动”的起伏，而是一种微小的、几乎察觉不到的、像一根绷得太久的钢丝终于发出了一个它不该发出的、走调的、颤抖的音符。
　　
　　“虽然漂亮国的天幕很贵，每一秒都是几百万美金。但是只要天幕不关，我们也束手无策。”他的手从海图上放下来，垂在身侧，手指微微蜷曲着，像刚才还抓着什么东西，但现在那东西已经不在了。
　　
　　时间过得很快。
　　
　　漂亮国人的落日计划，起初还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。天津港的工人们最先发现的——那天清晨，在东边的海面上，在太阳刚刚升起来的地方，在金色的、温暖的、铺满了碎金一样的阳光的海天线上，有一个小小的、灰色的、像一根针尖一样的影子。他们以为是船，以为是远洋货轮的桅杆，以为是海市蜃楼，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。但那不是船，不是桅杆，不是海市蜃楼，不是眼花。那是落日计划的钻探塔的塔尖。
　　
　　它一天比一天大。第一天是一个针尖，第二天是一根火柴棍，第三天是一根铅笔，第四天是一根旗杆。站在天津港的码头上，不用望远镜，用肉眼就能看到它。灰色的，金属的，直直的，从海面上伸出来，伸向天空，像一根被钉在海底的、不会动的、不会弯的、不会倒的钢针。它的顶端有红色的航空警示灯，在夜晚的时候一闪一闪的，像一颗悬在海面上的、不会落下去的、冰冷的、红色的星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站在整个天津港，都能完整地看见那一根直冲几百米高的塔尖。不需要站在码头上，不需要站在防波堤上，不需要站在任何高处。站在街上就能看到。站在居民区的楼下就能看到。站在商场门口、站在学校操场、站在医院走廊的窗户前面——只要抬头往东边看，就能看到它。几百米高的塔尖，灰黑色的，在天空的背景下像一道被谁用铅笔狠狠地、用力地、画在纸上、画了就不打算擦掉的、粗重的、深深的线。塔身上有灯，白天不亮，到了晚上就亮起来，一排一排的，从塔底一直亮到塔顶，像一棵被放大了几万倍的、被种在海里的、不会结果的、只有钢筋和混凝土和金属的圣诞树。塔顶的那盏红灯在有节奏地闪烁，明，灭，明，灭，明，灭——像一颗还在跳动的、从太平洋中心被移植到了龙国家门口的、不肯停下来的心脏。
　　
　　整个天津港都在看着它。码头的工人站在集装箱堆场旁边，仰着头，手搭在额头上，眯着眼睛看。渔船上的渔民站在船头，手里还攥着渔网，忘了撒。致远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站在那艘倾斜着的、沉默着的、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铁甲舰的甲板上，站在那面还在飘动的龙旗下面，看着东边的海面上那个灰黑色的、几百米高的、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塔尖，没有说话。邓世昌站在新型战舰的舰桥上，那条战舰停泊在致远号旁边的码头上，他的新军装是深蓝色的，合身的，有军衔标识的，他的左腿不瘸了，走路、跑步、上下楼梯，和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。但此刻他站在那里，手扶着舰桥的栏杆，手指攥得很紧，指节泛白，他看着东边的海面，看着那个灰黑色的、直冲几百米高的塔尖，看着那盏在晨雾中还在有节奏地闪烁的红色的灯。他没有说话。他就那么站着，站在一条2130年的、深蓝色的、有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和电磁炮的龙国新型战舰的舰桥上，看着那个从太平洋中心一路移动过来的、在天津港的东边停下来的、处于地震带、地壳最薄的、漂亮国的落日计划的钻探塔，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远号的舰桥上看着吉野号一样。
　　
　　海面上没有风。但塔尖上的那盏红灯在闪。明，灭，明，灭，明，灭。